1973年春，我從福建省調回北京，先到北京市教育局報到，分配至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學教材編寫組，後改組為北京教育學院。文革時，中小學教材均由各省市組織人員編寫，不注重聽說讀寫語文能力的系統訓練，不注重研究語文教材內在的體系、規律，被要求只注重為文革服務的政治需要，嚴重地影響了語文教學的正常進行。這種被扭曲的狀況是當時的大環境決定的。1973年已到了文革的後期，在北京教育學院工作的人員，大部分都是有經驗的中小學各科教師，無不希望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對文革破壞教育的情況無不痛心疾首。大家盡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如到中學聽課，和老師座談，為教師辦各種培訓班等。也曾記得我們到北京的遠郊縣密雲去，瞭解農村學校使用教材的情況。在密雲二中見到幾位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的高材生，他們為農村孩子盡心盡力教學的情景，留給我很深的印象。可見，就是在文革期間，很多老師都在盡自己的職責，沒有放棄語文教學的目標，讓孩子們學到東西。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了﹗1977年鄧大人鄧小平恢復工作了。甫上台，鄧小平就抓教育。為了改變中小學教材編寫不科學的現狀，以原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人員為基礎，中央從全國各省市急調人馬，用「全國教材會議」這樣一個特殊的機構，要求用最短的時間，編寫出中小學各科的教學大綱和整套教材，教材要立即在全國中小學使用。我有幸從北京市調到了「全國教材會議」，全程參加了這一有深遠意義的工作。

　　要說中央政府對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的重視，真是不假。1977年9月25日，鄧小平和當時國家主要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四個會議的全體人員。有全國科學大會預備會議，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大學科研規劃會議，還有我們全國教材會議。看看這四個會議的名稱，就知道中央要在教育科研領域撥亂反正了。四個會議的六百多位代表站在一層層的台架上，當音樂聲起，大廳燈光明亮四射，走進來的領導人有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光念、汪東興、徐向前、王震、方毅、谷牧等。這張寬六寸長四尺的黑白照片，我至今還珍藏?，照片上方寫的領導人的排名，當時鄧小平還排在第三位。鄧小平主管教育後，才有這四個會議的相繼召開，四個會議中，只有全國教材會議是關乎中小學基礎教育的，可見鄧小平的高瞻遠矚。這一切顯示科學的春天、教育的春天終於到來了。時光荏苒，當年照相的情景一晃過去了三十多年，那一代的領導人大都不在人世了。

　　一般的會議都是幾天，十天半月就算長的了。全國教材會議可是一開就開了兩三年。我們二百多人住進了北京香山飯店（現香山飯店的前身，一片平房，後因建新香山飯店而拆，我們便搬往西苑飯店），享受?住酒店的待遇，可重任在肩，誰也沒有遊山玩水的閒情逸致，大家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討論、編寫、修訂教學大綱。中語室在劉國正主任的帶領下，大家暢所欲言，首先把精力集中在語文教學的目標上。大家回顧了五六十年代語文教學的歷史，參考多本教學大綱，又吸取了文革的教訓，認為1963年的教學大綱裏有許多內容可以承繼。我們一致強調的是語言文字的工具性，不能把語文課上成政治課，像文革時期那樣。當然，語文課雖然選取了較多的文學作品，但也不能把語文課上成文學課。這都是在六十年代就討論過的老問題。經過不到一年的工作，我們極快呈上了教學大綱草案。1978年3月教育部就公佈了《全日制十年制學校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行草案）》。

　　這部大綱在全國的語文教學領域迅速起到了撥亂反正的作用，儘管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行文還有不少當時時代的印記，但在大方向上是正確的。最重要的是，大綱確定了語文課程的性質，明確了語文教學的目的和要求，語文課要提高學生的讀寫能力，提高學生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使學生具有現代語文的讀寫能力和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

　　根據教學大綱對教材內容和編排的詳細指導，我們迅速進入編寫教材的階段。1978年秋季教材先在初中試用，1979年6月全套教材編成，1980年經修訂後全套教材作為正式版在全國中學使用。從1977年至1980年，短短三年時間裏，我們制訂了大綱、編寫了教材，完成了任務，取得了成果。我本人和一起參加這次工作的同事們也都受到了鍛煉，得到了提高。全國教材會議完成任務後就結束了，我被留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編輯室。我常想，壓力大，任務重，是好事。一項任務完成，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是十分美好的人生體驗。

　　1978年的教學大綱重視學生基礎知識和基本能力的訓練和培養，認為語文基礎知識是閱讀、寫作的重要基礎，語文知識包括﹕語法、修辭、邏輯、寫作知識和文學常識等。編入教材的原則是「精要、好懂、有用」。這六字方針，是張志公先生首先提出來的。

　　在這個大背景下，語法教學體系的問題，由語言學界首先關注並提出。1980年10月中國語言學會在武漢舉行成立大會，會議期間，由王力先生、呂叔湘先生提議，張志公先生召集，舉行了一個近30位學者參加的座談會，倡議在1981年暑假召開一次全國語法和語法教學討論會。此倡議得到教育部的支持，1981年3月教育部正式發文委託黑龍江省政府及黑龍江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等會同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籌備此次會議。

　　1981年7月「全國語法和語法教學討論會」如期在哈爾濱召開，會議由王力先生、呂叔湘先生任顧問，張志公先生參與領導，在與會學者和教師的努力下，經熱烈討論取得共識，《〈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修訂說明和修訂要點》出臺了。會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語室完成了《中學教學語法系統提要（試用）》的擬定工作，1984年1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語室正式公佈。

　　我自1980年10月參加中國語言學會，至1981年7月參與組織「全國語法和語法教學討論會」，至會後參加執筆《中學教學語法系統提要（試用）》工作，歷時三年多。可以說，我又參加了一場有成果的工作。感受良多，有以下幾點體會﹕

1. 教育部及政府部門重視基礎教育的語法教學。

　　教育部將制定全國中小學使用的教學語法體系納入工作議程。「全國語法和語法教學討論會」開幕時，教育部副部長浦通修先生親自到會，過問工作情況，黑龍江省副省長李瑞先生亦到會並講話。可見此事是教育行政部門出面領導，才能成功的。

2. 專家學者重視並親力親為。

　　此次教學語法體系的制訂，由王力、呂叔湘這兩位泰斗親自指導，他們還寫文章，參加會議討論。語言學界、語法學界、語文教育界到會著名學者、教師百餘人。在會議論文集《教學語法論集》上發表文章的有﹕王還、張志公、朱德熙、洪心衡、史存直、邢公畹、胡裕樹、張斌、黃伯榮、李臨定、于漪、張壽康、史錫堯、李裕德、呂冀平、廖序東、胡明揚、徐樞、張靜、張拱貴、俞敏、葉長蔭、邢褔義等，參加討論的有殷孟倫、周祖謨、郎峻章、殷煥先、張中行、王維賢、徐仲華、許紹早、吳啟主、唐啟運、傅雨賢、高更生、吳為章、劉月華等位先生，未能盡列。這裏每一個名字都是響噹噹的，他們都有自己的專著，可以說，理論語法的各家各派都參與了此次會議。可見，雖說是制定中小學教學需要參考的教學語法體系，學校語法體系，卻離不開專家的指導。專家們對建立學校語法體系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十分關心語法的普及工作。

3. 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力以赴。

　　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教育部的直屬機構，參與此項工作責無旁貸，社長葉立群先生、中語室主任劉國正先生均參與領導這項工作，張志公先生擔綱，中語室具體負責。從1981年秋季到1984年1月，歷時兩年，《中學教學語法系統提要（試用）》經六次廣泛徵求意見，六次修改定稿。呂叔湘先生直接參與改稿，指導工作全過程。《中學教學語法系統提要（試用）》較《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進步，吸收了理論語法研究成果，將語言單位分為五級（語素、詞、短語、句子、句群）分析，並大大提高了短語的地位。其內容貼近應用，對提高師生對漢語內部結構的認識，大有裨益。

4. 中學教師積極參與。

　　此項工作與中學教學有直接關係，在開會和制定教學語法提要過程中，不斷徵求教師意見，得到積極的回應。我認為，如果教師明瞭教學語法系統，明瞭漢語語法結構，他們可將語法知識滲透在閱讀和寫作教學中，滲透在每個教學環節裏。那將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八十年代初期真是教學語法體系研討的一個全盛期。這些距今不遠的歷史情況是否今天我們應認真回顧一下。當然，教學語法體系制訂好了，還要討論教材如何編，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等一系列的問題；這都是要認真解決的。然而近幾年來，不知由誰吹起了「淡化語法」的冷風，也有人回應之，使基礎教育的語法教學甚受影響。其實在語文教育學界從來沒有過「強化語法」的理論和做法，何來「淡化」，「淡化」的結果，其實是取消語法教學。語法、詞彙和語音是語言的三要素，熟練掌握運用一門語言，包括自己的母語，三要素的學習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已進入現代化的資訊時代，多快好省學習掌握運用多門語言，是一個人求學、求職、工作隨身的本事。在中國改革開放經濟日新月異的今天，世界上的「漢語熱」得以出現。我們不僅要研究基礎教育的語法教學，還要深入研究對外漢語中的語法教學問題。學好漢語語法就是多快好省學好漢語的措施之一。衷心希望教育行政部門、出版社、語言學界、語法學界、語文教育界的領導、專家、學者、教師，共同關注這一問題。《中學教學語法系統提要（試用）》從1984年公佈又過了二十多年，是再一次由教育部有關司局牽頭、各界連袂來研討新教學語法體系的時候了。我希望自己還有機會參與這一工作。

　　還有值得回憶的一件事。1981年，經中央廣播電視大學邀請，由張志公先生任主編、主講，我和人教社的黃成穩、莊文中，天津電大的劉振鐸共四人，在張志公先生的帶領下，自當年9月起參與編寫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現代漢語》教材，並在電台參與主講《現代漢語》課程。這又是任務重、要求高、時間緊的一項工作。任務重，因為中央電大在文革後首年開辦，教材是業餘教育用書，主要通過廣播教學，教材要便於學生自學，還要提供補充資料，查考資料。要求高，這是大學教材，整體上要達到大專的水準，而又有別于普通高校教材。時間緊，張志公先生的策劃是編寫上中下三冊。上冊含語音、文字、詞彙部分，1981年9月起編寫，年底就要脫稿。後來，果然按張先生的安排完成：1982年1月上冊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字數376,000）；1982年8月中冊（語法）出版（字數290,000）；1982年11月下冊（修辭）出版（字數309,000）。我手頭保存的一本上冊是1982年1月第1版，1983年7月第3次印刷，印數竟高達541,500冊。

　　這工作「激烈」程度真如打仗一樣。當時電大開學在即，這完完全全是要打一場硬仗，沒有退路。我們編寫小組常常和張先生聚在一起，先聽張先生講思路，講要求，然後列出詳細章節提綱。在確定提綱後，徵求意見，再修定提綱，分工去寫，除了參考已有的《現代漢語》教材，還要翻閱大量資料。成稿後要一起討論，不斷修改，最後再經志公先生仔細修改，還要請專家審定，最後定稿，交出版部門。接?校對又是一大工程，我們自己至少要校對三校樣才能付印。書是在武漢江漢印刷廠印的，那時抽空還要飛武漢去搞校對。

　　課程開辦後，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錄音又是一項繁重工作。錄音兩小時，要寫一萬字左右的講稿，講稿不等同教材，要在教材基礎上引申發揮，加上生動的例子，讓學生愛聽。白天有人教社的工作，寫這些講稿，都是在深夜，一寫寫到凌晨兩三點鐘，那是常事。為什麼這麼努力去做這項工作？不是為報酬，不記得有多少報酬了，有也不多。主要是為電大的學生所感動。那時的電大學生，多是在文革十年中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重新高考後，他們的年齡已過，有的又不能離開工作崗位，但這輩子要上大學的心不死，上電大，至少拿一張大專文憑，還有機會再深造，這是很多電大學生的心願。要幫助他們實現心願，了卻他們這樁耿耿於懷的心事，我們義不容辭。

　　當每天聽到電臺裏傳出我們播講現代漢語課程的聲音時，真有一種滿足感。從《現代漢語》教材的印數上可以看到，有50萬冊之多，據說全國隨聽廣播的有80萬人之眾。十年「文革」，無數年青人對文化對知識的追求被壓抑著，有了讀書的機會，如同大旱逢甘霖，電大的恢復重辦，真是一件大好事。那時，我常常收到電大學生的來信，也到西安、合肥等地去給電大學生講過課，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

　　我在人教社工作的八年中，是很有福氣的，除了有工作機遇外，那就是又遇到了多位好老師。張志公、劉國正、張中行等各位老師，道德文章，都是我學習的榜樣。他們通古博今，特別是對文言的得心應手，讓人望塵莫及。他們文化底蘊深厚，下筆成文，左右逢源。他們多才多藝，詩詞書法，樣樣精通。國正師送給我的條幅，墨跡酣暢淋漓；中行公送給我的詩，一句中常含兩個典故。中行公和志公師現已離世，但我時時記起他們，念起他們，說起他們，這就叫「活在人們心中」吧﹗限於篇幅，下面只談志公先生對我的影響。

　　志公先生對漢語的特點有深入的認識，他在語法、詞彙、修辭、語文教育史、語文教學改革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上均有很大貢獻，這裏不再贅述。志公先生才思橫溢，文才、口才兼備，可說是一流中的一流。我跟隨志公先生工作八年，深知他提攜後輩不遺餘力。先說件小事，當年分配我為教材寫語文知識短文，千字文而已，我這北大、山大畢業的高材生，不當它是一回事。待交上文稿，志公先生在八開大的稿紙上把我的文章改成一個花臉。我臉紅了，原來給中學生寫文章，要深入淺出，生動活潑，並不容易。我常替志公先生整理文章，有時他說我記，出口成章是他的一大本事。待整理好，就是一篇有頭有尾的好文章，段段相連，思路清晰。有時，文章還需再找資料補充，或提供理論根據，我做好這些工作後，志公先生會對文章再加修改，好文章就是這樣一遍一遍改出來的。編寫電大教材容量大，頭緒多，志公先生把他對漢語特點的認識儘量融會貫通在教材裏，像詞彙部分對單音節語素是漢語語素基本形式的認識，像語法部分對短語在漢語中的重要性的認識，對漢語組合的簡易性和一致性的認識等等，都是反覆先給我們講解，我們真正體會了，明白了，才能順暢地寫出來。三本書五個人用了15個月寫了近百萬字，這期間，我們向志公先生學到了多少知識，學到了多少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志公先生就是這樣無私地貢獻自己提攜後輩。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語言學界、語文教育界，呈現空前開放、空前繁榮的景象。成立各種學會，出版各類期刊雜誌，召開學術會議，聯合編寫教材，五湖四海，很多人參與其中，人人都有使不完的勁。那熱烈的學術氛圍，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也被那熱烈的氛圍吸引?，活躍在其中。我走遍了二十幾個省市，拜望了很多前輩，和他們結成忘年之交；又結識了很多同行，瞭解他們每個人研究所長，每天都有新東西吸收。我有一書架的書刊，都拜前輩同行所賜。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就是這樣了吧。

〔本文原刊於于根元主編《中國語言生活》（電子雜誌），2011年第4期。本刊發表時，作者略有刪節〕

【施教篇（下）】

　　1985年11月，為照顧父母和幫助父母打理香港的公司，我從北京遷到香港定居。從北到南幾千公里，在我業務正處上升階段時離開北京，心中自然萬分不捨。不過，看了前文的讀者就知道，我是不怕到一個陌生地方的人，沒有熱土難離的觀念，喜歡四海為家。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可以開闊眼界，增廣見識。香港令人嚮往，人生又可翻開新的一頁。再說，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已經簽署了《聯合聲明》，確認從1997年7月1日起，英國將香港交還給中國，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當然，國家對香港的政策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那會是與北京的文化背景相當不同的地方，要有一個適應過程。說去就去，心裏不再猶豫。從1984年至1997年是香港回歸的過渡期。我來香港正好是過渡期的初期，我經歷了十餘年的過渡期，親歷了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時刻，轉瞬間香港回歸已十餘年了。在這段不平凡的歷史時期，我目睹了香港飛速的發展。

　　工農兵學商，我的本行是學。無論在港經商有多忙，我都未曾脫離教學，未曾脫離中國語文教學。在我心裏，語文教學永遠是我的老本行。到香港至今26年，第一階段，自1986年初在香港大學兼職教書起，至2000年，主要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澳門東亞公開學院等多所大學兼職任教，以港大為主。第二階段，自2000年至2009年，在香港嶺南大學全職任教。

　　先說第一階段。在香港大學的語文研習所、中文系、課程學系、香港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兼職任教約15年，開設中文類課程十多門。包括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音、詞彙、語法和修辭，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年常用詞彙、教學語法、實用寫作、論文寫作、公關普通話、普通話教學法，等等。在中大專業進修學院開設中國語文教學法、普通話教學法。在澳門東亞公開學院開設古代韻文。為香港公開大學編寫有關中國語文教育碩士課程的教材。此外，為香港政府有關部門多次開設介紹中國內地詞彙的講座；為出版社開設有關普通話及中國語文教學法的講座；也曾在香港中國語文學會、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等不牟利社團任教各類普通話課程。這15年大概是我一生教課最多的時期，不分白天還是晚上，不分平時還是週末，只要時間排得開，有課就上，從不推辭。晚上的課有時三四個小時，一直站?上課，都不覺得累。為了讓學生多學點知識，多練習練習，捨不得課間休息。也因為身體好，渾身充滿了幹勁。

　　我從上述的教學中體會到，教書要做多面手，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在1984年至1997年香港向回歸祖國過渡的十幾年中，香港人看到社會發展的未來前程，學習中文和普通話成為很多人迫切的需要。在這方面，商貿界人士一馬當先，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給他們北上投資建廠營商開闢了廣闊天地；大中小學一起開設普通話課，成了大勢所趨，培訓教師則是當務之急；政府公務員與內地有了更多的交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但語言總要溝通，不能雞同鴨講，政府加緊了對公務員的培訓。這下子可是給了我這教中文的用武之地。需要開什麼課，教什麼人，開短開長，你都得拿得起來，沒什麼條件可講，也不可能按部就班。比如，普通話單設一科在內地沒有過，普通話教學法也沒現成的教材，要根據不同的對象認真備課。普通話的語音、詞彙、語法、修辭，這些是駕輕就熟的東西，在課堂上可以滔滔不絕。可對象是說粵語的學生，必須補上粵普對比的內容。粵普語音的差異是最大的，粵語有9個聲調之多，保留了入聲；普通話6組聲母，jqx、zcs、zhchshr三組聲母粵語都沒有；輕聲、兒化韻也沒有。其次是粵普詞彙的差異，也不算小，特別是口語詞。我一邊學聽、學說粵語，一邊看書增加備課內容。教書也得入鄉隨俗啊。

　　再比如，在澳門東亞公開學院教古代韻文，學生是成年在職人士，理解能力強，但文學史的知識少，古漢語水準有限。當時選用林庚、馮沅君先生主編的高校教材《中國歷代詩歌選》四冊，從詩經楚辭漢樂府，講到唐詩宋詞元曲，再到明清詩詞；既要注重名家名作分析，還要注重韻文發展的源流。這是一門跨古代漢語和文學史、文學評論的課程。憑著北大、山大學習的底子，才敢接這門課。所以，要做中國語文教學的多面手，上學時就要打好廣深的基礎。語言專業的，要懂點文學；文學專業的，要懂點語言。不要在專業上太鑽牛角尖，只對自己研究的題目感興趣。要知道大學乃至碩士、博士階段都是在打基礎，將來工作的需要很少只能對著你當學生學的那點專業知識。你打的基礎廣深，能不斷學習，會舉一反三，善自我增值，便能迎接挑戰。

　　這十幾年的教學不僅讓我當了語文教學的多面手，還讓我深深體會到教學與研究的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係。我就是在不斷的教學中，提出了一些新想法、新概念。上文提到我在港大開過一門課：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年常用詞彙。那是語文研習所霍陳婉媛所長請我給香港政府幾位高級公務員開的，那個小班不到十人，他們在過渡期要瞭解內地用的詞語，以便和內地有關政府部門交往。我根據他們的需要，自編講義，主要介紹內地自1949年至1989年的政治、經濟詞語。我發現，在內地大家十分熟悉和普遍流通的詞語，他們完全不瞭解。我分析，這是因為社會背景不同而形成的。這個小班的成員向上級反映這門課使他們很受益，後來中文事務管理局的有關部門請我為政府的高級中文主任約40人再講這門課程，我共講了10講，不僅發了手寫的詳細講義，並同意他們錄相。這門課的開設讓我進一步認識了詞語和社會文化的密切關係，也注意到內地和香港一些用語的不同。

　　在教學中，我要和學生有共同語言、共同話題，報章雜誌便是我學習本地語言、本地文化的教材。香港有百報城的美譽，中文報刊各有特點，多不勝數。我學呂叔湘先生的辦法，看報紙時手邊放上卡片，該摘錄的詞語句子隨手寫下來，有需要的整篇整段剪下來貼好。積累不少詞語後，我憑語感、憑語言知識發現，大部分詞語並非粵方言詞語，而是用通用語素構成的反映香港文化的詞語。例如：金魚缸、大閘蟹、鱷魚潭、大鱷、紅籌股、藍籌股、國企股、二三線股、垃圾股、仙股、牛市、熊市等等，都是股票市場用語。在參加學術會議時，我陸續發表了《香港流通的詞語和社會生活》、《香港詞彙面面觀》、《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詞彙之比較》等文章，至1993年我在《現代漢語詞彙的特點》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社區詞」的新概念：它的內涵是指由於社會背景不同，社會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由於背景不同帶來的人們心理因素的差異，而產生的適應本地社會區域的詞語。它的外延是指在中國內地、香港特區、澳門特區、臺灣省兩岸四地分別流通的一些詞語以及海外華人社區各自流通的一些詞語。社區詞與文言詞、方言詞、外來詞一起構成規範詞語一般詞彙的組成部分。社區詞讓我開闊了眼界，我認為，現代漢語規範詞語還應擴大範圍，吸收各華人社區流通的一些詞語。在資訊發達的今天，五大洲都成了地球村，使用現代漢語的華人，彼此之間交往頻繁，各地的社區詞也會彼此瞭解，彼此交融，這對現代漢語的豐富和發展絕對是一件好事。

　　關於社區詞的理論，就是在教學中不斷充實和完善的。我把這一想法講給學生，舉大量的社區詞例子請他們討論，也請他們提供語料，我還與學生一起分辨方言詞和社區詞的不同。社區詞的概念，可以說最早得到香港學生的認同，這更堅定了我繼續研究的信心，陸續寫了十餘篇關於社區詞的專題文章。例如：《由社區詞談現代漢語詞彙的規範》、《社區詞與中文詞彙規範之研究》、《從社區詞中的多音節詞說起》、《社區詞隨筆》等等。為了更加充分說明社區詞的理論，證明社區詞的存在，積十餘年語料的積累，我編著了《香港社區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收詞2418條。2010年5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李宇明主編的《全球華語詞典》，凡例中說：「本詞典收錄世界各華人社區內使用的華語詞語約10000條」；「本詞典所說的華人社區主要包括中國大陸（內地）、港澳、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東南亞地區，此外還有日本、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地區」。這些闡述都說明我們在現代漢語規範詞語的研究上，放開了眼光，開闢出了新天地。我也有幸參與這部詞典的編纂工作，主要審訂港澳社區的詞語，這對我今後的研究很有幫助。商務印書館新出版《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公佈語言學名詞2011》一書，在05.04節的05.103條已收錄了「社區詞」，說明這一概念得到學界肯定。

　　由我提出社區詞這個新概念可以得出結論：教學並不?誤研究，教學經常會為研究提出新課題，而研究的心得，又可最早放在教學中，有聽眾來聽你的心得，他們或贊成，或反對，都可促進你的研究不斷深入，不斷完善。教學和研究成了一個良性循環。沒有在香港語文教學的這一段實踐，我是提不出社區詞這個新概念的。

　　上文講的是第一階段（1986年至2000年）在港兼職教中國語文的兩點體會，一是要能當多面手，二是教學研究兩不誤。

　　第二階段是2000年8月至2009年6月，在香港嶺南大學全職任教的九年。1999年9月我開始在嶺南大學語文中心兼職任教，到新世紀的新學期我有機會全職任教，感到十分欣喜。因為可以在大學全心全意、全力以赴作回本行，兼顧教學與研究，這是夢想成真的事，是難得的機遇。

　　嶺南大學不大，師生總共不超出三千人。歷史悠久，超過百年。時任校長的陳坤耀教授的教育理念，是將嶺南大學建為香港唯一的一所博雅大學。博雅的意思簡單說來是知識要博，做人要雅。博雅教育旨在建立學生的公民意識，並培育他們的知識、技能及洞察力，使他們畢業後能在瞬息萬變的社會、文化及經濟環境中，追求自己的目標。嶺大畢業生將具備廣闊且深遠的視野、服務社會的熱忱和能力、理解複雜問題的智慧、面對逆境的忍耐力和成熟的判斷力。我十分認同以上博雅教育的理念。我所任教的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貫徹博雅教育的精神，擔當?培養提高學生中文和普通話的能力。這必備的語文能力，不僅使學生順應人力市場的需求，增強職場上的競爭力，更有助於終身學習和自我增值。我在中心任教9年，自2004年起至2009年，又擔任中心主任。下文按照我們中心的名稱，先說教學工作的體會，再說測試工作的心得。

　　嶺大中心設置的實用中文（一）（二）是全校大一學生的必修課，共6學分；高級實用中文—普通話語音及政府公文寫作，高級實用中文—詞彙、語法及商務文書寫作是大二、大三學生的選修課，各3學分。此外還有：普通話提升課程、普通話高級會話訓練等課程。這些課程我都教過幾遍。這些課程類似內地大學的大學語文課程，但放在普通話教學上的精力相當大。

　　注重啟發、生動活潑是教香港大學生必須注意的方法。以普通話高級會話訓練來說，我所訂立的會話討論題目都是大學生感興趣的，不會停留在衣食住行瑣瑣碎碎的話題上。比如，比較內地人口政策、計劃生育政策和香港的生育政策，說出你的主張；看電視《大國崛起》有關英國工業革命部分，探討英國工業革命成功的原因，今天的中國和香港可以從中借鑒什麼；世界各國對同性戀是怎麼對待的，你贊成，還是反對，你的婚姻觀是怎麼樣的，為什麼。諸如此類。學生對這些問題很感興趣，無論是用討論還是辯論方式，他們在事先都做了充分的準備，在網上查找了有關資料，寫了發言提綱，念不准的詞語標注了拼音。聽?學生用帶?粵方音的普通話滔滔不絕發表自己的看法，彼此爭論，反駁對方的觀點，心裏很滿意他們的表現。我教學評論的重點自然在說話的技巧上：表達是否有條理，語調語氣是否自然流暢；詞彙句式是否正確，是否豐富；整體看運用語言是否得體，有修養，有禮貌。至於正音，也是必需的，但只能做到概況全班的問題，不可能一一細說。對每個學生發音存在的主要問題在課下輔導時說。會話課上我總是表揚每個人，具體說出他好的地方，特別要鼓勵那些不愛開口的同學。張志公先生來港時，鼓勵香港人說普通話，他說，只要開口就及格。我就是按照張先生的意思做的，這對樹立學生的自信很有效果。

　　再說測試工作的心得。應試教育不足取，但測試如安排得當，便能與教學互相促進，嶺大的中文離校試便有這樣的作用。中文離校試的口試採用國家級普通話水準測試，另設中文書面語筆試，這樣聽說讀寫的內容均涵蓋在評核中了。中心所設的課程並非應試課程，但又可以說，應試的內容均被包含在課程中。

　　中心自2000年成立，就將普通話水準測試的重點放在學生身上。12年來，在11390人次的考生中，學生共3253人次（全校2600名學生），成績也逐年提高，至2007年後學生平均分數已達三級甲等，三甲是內地對公務員要求達標的等級。這樣的教學效果是我和中心老師們不斷努力取得的。

　　再說中文書面語測試，我們中心也和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合作，對考試的宗旨、目標、試卷內容、試題樣式、等級標準描述等展開了全面研究，並歸納學生試卷多年來出現的各類問題，以提高測試的信度效度。這一工作的深入研究必可使學生受惠。

　　在香港，我不僅參與了嶺南大學的測試，還參與了香港本地的一些普通話水準測試。這是語文教學中的另一個很專業的領域。一個測試的確立要經過多年的研究，包括要成立專門的班子，吸收教育專家、測量專家、學校校長教師，請他們從自己專業的角度提出意見；測試實施大綱的編寫更是不容細節的忽略；試卷擬定後要在上百上千人中進行預測，對預測進行信度效度之測量分析；還要分發各種問卷向有關人士諮詢。在一個測試的制定過程中，自始至終貫徹?嚴謹二字。我在各類測試中扮演過各種角色，包括國家級普通話水準測試測試員等，工作不分高低，不分巨細，我都會去做。因為在每個不同的環節你所學到的東西不同，只有經驗的不斷積累，才能使你透徹掌握事理，站得高，看得遠，提出有參考價值的意見。

　　來港教學的第二階段，研究工作較第一階段兼職教學時期有了更好的條件。在嶺南大學任職的近十年中，大學提供了科學研究的廣闊平臺，在資金人力等各方面給予支援，使我在語文教學和研究的成果得以陸續出版。2004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現代漢語教學與研究文集》，2006年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田小琳語言學論文集》，200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香港社區詞詞典》。此外，2005年我還為香港公開大學編著了《中國現代修辭學》教材（課程編號：AC265C），這是人文社會科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文學士課程所用的教材。未來即將出版的《香港語言生活研究論集》，多是在嶺南大學申請完成的研究成果。這本新集子集中反映了我對香港語言生活的關注，宏觀上反映了香港社會多元語言文化現象，又探討了社區詞和港式中文這些香港語言生活的特色。我的研究興趣也從詞語擴充至篇章。

　　我在嶺南大學工作，總是倍感親切，因為我的恩師王力教授早年曾經在廣州擔任過嶺南大學的文學院院長，沒曾想我們師生的薪火相傳在嶺大的講臺上實現了，這讓我倍感榮幸，倍感幸福。前輩語文教育家的道德文章是我們應該代代相傳的。

　　最後，我想說，選擇了作教師是選擇了神聖的事業，而語文教師的工作是神聖中之神聖，我們不僅教學生中國語文，我們還要通過教中國語文教學生怎樣做人。任重道遠，以此共勉。

〔本文原刊於于根元主編《中國語言生活》（電子雜誌），2011年第5期。本刊發表時，作者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