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沒有完成的文章。筆者就此題目所示論點，提出了約100 個問題；而每個問題若認真考訂，應均為一篇遠超拙稿的宏文。憑筆者的功力、精力乃至人生餘下的時日，絕計完不成這樣一篇龐大文章，就算其中的十分之一亦恐難以奏效。是故，只能滿足於在有限的篇幅中，逞逞口筆之欲，興之所至提提感想，徒費大家的寶貴時間和眼耳之勞了。
筆者所以設下此種論題， 乃有所感而發，與平生經歷不無關係。敝人早已年逾古稀，從入讀廈門大學至今，修治中外歷史近一甲子，畢生專於史學、廣編教材、閱世滄桑。以經歷時代論，由國民政府─中共領導─港英政府管轄─香港回歸祖國。按所受教育言，有6
年民國教育，受《東周列國志》一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影響；9 年紅色教育，學過馬列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論，以及聯共、中共史。從工作經驗講，分為兩大階段：24
年大學( 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 授課，包括世界、中國近代史，少數民族史和史料學，全部自撰講義、講稿，另事中外航海交通研究；31年在香港各出版社擔任編輯，編寫過中外歷史文化、香港史、中文、通識等教材。論及漢語文及出版技能，先後遭遇繁體-
簡體- 繁體，歷經豎排、橫排，使用注音字母- 拉丁拼音，學過鉛字排版- 中英文打字- 植字照像-電腦排版- 網絡編製。
由於人生歷程的複雜， 涉獵的思想包括太史公曰─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就內心而論，對於治史的目的、學識、方法，最想堅持是司馬遷、希羅多德等直筆書史的優良傳統。可是在武力、權力、財力操縱的社會，主流輿論均須以統治者的意志為依歸。在古代，中外無不以帝王的「是非」為是非，故「正史」不正。近代以來，社會雖常號稱自由、民主、共和，但未能擺脫政黨政治的巢臼，凡事非黑即白，難以客觀、公正、真實地評史、書史。即以號稱華人世界最自由的香港來說，教材編寫亦須受官方審定，未能完全自由發揮。是故，筆者乃以六七十年來的所觀所感，用治史切忌的黨派偏見為鵠的，列舉諸多事例作為引玉之磚，冀收交流、互動、求教之效。
一、論題的立意
本文論題範圍不限於中國近現代史，而廣含中外古今，但以中國現代史為重點，並偏於教材。說是教材，包含課本、習作及各種媒體教材教具，以中國內地及香港為主；題名黨派，以現代史為主，然亦包括個人、家族、地方、民族、國家偏見。
全文不引論說或經典出處，非正式學術論文，只就親身閱覽、經歷談感想體會，以供參考。所提人、地、時、事、物及因果，只憑自己的歷史觀點、學識，和接觸的資料提出問題，未必作出結論，可供未來繼續探討研究。
二、教材的原則
一般而言， 教科書的編寫應反映穩定的科學成果，不求標新立異、不強調個人見解。歷史課本導出的治史結論應客觀、真實、公正、透明，易為大多數人接受，所編史事要盡可能貼近史實，深入淺出，鋪陳有序，敘事簡明，圖文並茂。
胡適有云，治學原則為「勤、謹、和、緩」四字：除勤快、嚴謹外，要做到立論平和、緩下結論。這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流行並傳下的精神，包括「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總之，評論歷史，切勿因人廢言、用小否大、以偏概全，也不以蓋棺而論定。
三、黨派的弊端
在階級社會，包括古代的「家天下」乃至近代的「黨天下」，治史的一大弊端即囿於黨派偏見。這是因主導各黨各派背後的階級之政治、經濟利益不同所致。在中共領導的社會，言必稱馬恩列斯毛鄧；在西方社會，則言必稱希臘羅馬或言必稱美英法。
除了此種「非東即西」傾向，囿於黨派觀點的現象還有：為了一黨之私利，篡改史實、顛倒黑白、妄下結論；採取不是即非、非黑即白、非贊即反，否認中和、客觀之道；以成敗論英雄，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由勝利者書寫前朝歷史；為了一己、一家、一地、一族、一派、一黨、一國利益，常常否認或曲解史實和真理。
毛澤東曾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英國人則常謂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但畢竟以永恆的利益為依歸，亦未夠公正。
四、人事的定性
鑒於個人、家庭、地方、黨派、團體、階級、民族、宗教、國家利益的不同，或立場、觀點、角度、視野有別，對許多人事的看法或評價常常會出現頗大的落差。下面舉出一些例子，以供考慮、斟酌。
@ 在先秦時期， 李斯曾發表《諫逐客書》，令秦王除逐客之令，該文向為諸家文集列為上選，後來斯輔佐秦王一統天下包括文字等也廣被歌頌。其實李斯之為政雖尚稱成功卻未得善終，至其個人政治品質可非議者則甚多。他一面勸秦王要善用客卿，一面卻妒嫉並害死投秦之客卿韓非。斯與韓非份屬同窗，正當秦國用人之際，他卻因妒嫉而排斥賢良、害死韓非，可謂自私、卑鄙；斯本屬文人儒生，正當秦朝亟需實行文治之際，他卻鼓勵秦始皇焚書坑儒，
確實殘忍、暴虐﹔斯以丞相而隨君出巡，正當始皇危亡、國本動搖之際，他卻勾結宦官、廢長立幼，終於導致秦之速亡，而自己亦為二世、趙高所殺，真乃可恥、可悲。其他若龐涓之害孫臏，害人最終害己，更毋庸置評。
@ 先秦史上，尤其是六國被滅之際，誰是「英雄」？誠然，當時由分治走向統一乃歷史大勢所趨，而秦之一統則是「野蠻征服先進」規律的又一例證﹔唯歷史學絕不可以成敗而論英雄，更不可以今日統一等現實政治需求來篡改歷史﹔至於文史工作者，則須本着藝術、學術之良心，直筆書史、演史，不能墮為歷代朝廷御用之鷹犬，如李斯流。渠料今竟有所謂電影藝術大師，將暴君秦始皇美化為天下之「英雄」，把反秦者一一貶為對抗歷史潮流的庸夫俗子，這豈非以荊軻等烈士的鮮血作為獨夫民賊暴君祭壇的貢品﹖是可忍孰不可忍﹗
@ 秦漢之際，劉成項敗也是另一個可否「以勝敗論英雄」的範例。如果吾人不以成敗論英雄，則項羽實為一頂天立地之男子漢，劉邦不過是私德不足論的市井無賴。以亡秦之功而論，項羽當居首位，如無項羽鉅鹿之全殲秦軍主力二十萬，劉邦安能順利西向如入無人之境?
難道可以因此而譴責項羽之殘暴嗎? 項羽在鴻門宴放走劉邦，往往被譏為「婦人之仁」; 他沒有獨霸天下而廣封眾王，則被視為「不合時宜」;
他在以鴻溝劃分楚河、漢界，遵守諾言解兵東歸，被說成「缺乏遠大志向」; 他因無顏見江東父老而自刎烏江，被當作「怯弱」的表現。其實這些正從另一角度說明項羽乃一勇敢、誠實、仗義、自尊的正人君子，是故李清照之絕句有云「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反觀劉邦，在失利時卑躬屈膝、動搖逃跑，在得意時背信棄義、殘害功臣，從倫理道德來看，確實難以恭維，唯因其善於揮長藏拙、投機取巧，能聚蕭何之深、張良之謀、韓信之詐、陳平之詭，冶於一爐，融會貫通，終於贏得天下，於是被認為所作所為「
切合時宜」。後世重視的是他的成功，而以其陰狠奸詐為細小瑕疵。
@ 在中國歷史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向被視為蓋世雄主，並概括於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之中。唯對他們的功過分析，也是言人人殊、迄無定讞。例如唐太宗既有「貞觀之治」，亦有殺兄害弟的玄武門之變。宋太宗之取代乃兄之位，向被視作燭影斧聲、千古之謎。各種觀點常是維護或反對古代最大的黨派─保皇派之見。看來還是則天武氏聰明些，立下無字之碑─千秋功罪，任人評說。
@ 唐玄宗與楊貴妃是歷史上帶有浪漫色彩的宮廷戀人。唐明皇因不愛江山愛美人，而令自己一生被分成或褒或貶的兩截。但後半截雖引致安史之亂、丟了帝位，卻賴白居易的詩作而得以名垂千古:「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唯若逆評《長恨歌》的話，唐玄宗是根本不配消受如此歎頌的。雖然他下令貴妃自縊係出於被迫，但若兩人相愛十分真摯，作為男子更兼君皇的他竟不能保護自己的心上人，簡直不可思議，更遑論由他充當劊子手親自下令逼紅顏知己自盡了。人們也許會說，他這樣做是為了惜命保位，既然如此又何必奢談甚麼「
天長地久」的愛情呢? 大丈夫生當何歡、死又何懼，想年輕時的李隆基在平定韋后、太平公主等亂時表現得何等英勇果敢，而晚年卻靠處死心上人來保全一具無心的殘軀，皇位丟失固不足論，後來竟蒙受被宦官強逼遷宮之羞辱，簡直生不如死，終於憂憤而死，嗚呼哀哉!
@ 學習國史，常被教導應崇敬岳飛、文天祥一類的民族英雄。英雄既標上「民族」二字，顯見不同民族觀感有異。漢族認為的英雄，女真、蒙古卻未必苟同。猶記20
紀50 年代，一些少數民族民眾聽見播說「楊家將」，竟有把收音機砸了的。成吉思汗及拔都等雖以西征而攻打亞、歐好多地區，但卻是蒙古人崇敬的英雄人物。
@ 在歷史上，篡位的「亂臣」而有大作為， 如明永樂帝、清雍正帝， 又當如何評價？明成祖造就了「永樂之治」，其遣鄭和下西洋堪與漢武帝派張騫通西域、唐太宗被尊天可汗相比美，然以靖難而奪權、用誅十族加諸方孝孺，卻難辭其咎。清世祖治績也屬「康雍乾盛世」，唯弒父奪位疑案迄今揮之不去，其所造文字獄而作《大義覺迷錄》，後來則被其子乾隆帝所回收。
@ 時下評論人事，講究各抒己見。考試中，正、反兩面，只要言之成理皆可得分。而在中國內地，文革後常刮翻案之風。就連被視為賣國賊的李鴻章、袁世凱，也有人為之辯解。更有進者，明代「權臣」嚴嵩，其家族後裔還集資開會，使學人撰文為之平反。豈非咄咄怪事。
@ 有時為了當前政治需要，而改變了歷史界昔日之評價。如鄭成功原為「反清」、「抗荷」的雙料民族英雄，現只強調其抗荷的一面。反之，兩度出賣鄭氏、最後降清的施琅，因當今「統一」需要，而被人捧為「施大將軍」。
@ 有清的二百多年，常伴隨着一部「清宮秘史」，成了野史家和小說家的絕佳題材。諸如：清世祖福臨( 順治帝)
稱多爾袞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與順治生母孝莊文皇后有染，病故後被順治帝下詔削爵撤廟、沒收財物( 後由乾隆帝下詔平反)；順治董妃係秦淮名妓董小宛，順治帝並非病歿而是到五臺山出家為僧；康熙病重時四子胤禛進藥而駕崩，其遺詔「傳位十四子」被改為「
傳位于四子」；雍正帝自己後來也是「暴斃」，相傳為女俠呂四娘( 呂留良之孫女) 所刺；乾隆帝並非雍正的熹妃鈕祜祿氏所生，而是文淵閣大學士陳世倌的兒子，有半個漢人血統；又傳其香妃係維吾爾人，因始終不屈致香消玉殞云云。上述種種，大多不免含有野史成分，雖「事出有因」，卻「查無實據」，仍值後人客觀地考證。
@ 太平天國史事也多撲朔迷離。如洪秀全及楊、韋之亂的平定， 或謂洪口詔韋昌輝平定楊秀清， 然後殺韋以滅口；
但也有的認為洪口詔是孤說無憑，楊是洪「親密戰友」，韋是「階級異己分子」，故後來有「東( 王) 昇( 天) 節」。至於忠王李秀成是否不忠，曾國藩、李鴻章是否投靠洋人而賣國？都值得進一步分析。
@ 馮玉祥、張學良也是中國近代史上評價紛紜的人物。馮玉祥出身直系而反直，他應否逼清末帝出故宮？他由反蔣而擁蔣，由容共而反共而親共，又當如何評價？張學良對東北軍不抗日負何責任？他在西安事變捉蔣而兵諫，被中共讚為民族英雄，但卻始終被國民黨政府軟禁，其一生真偽復誰知？
@ 在世界史上，同樣有民族英雄問題。拿破侖在法國大革命末期，殺向外國，佔領歐陸乃至莫斯科，雖傳揚自由主義，卻也激起民族主義。英人H.
G. 威爾斯在《世界史綱》中，視之若蠅蚊、蟊蟲，然今日法蘭西首都 巴黎的凱旋門屹然矗立。希特勒呢？其背景和戰果和拿氏相若，過了一百年後德國人又待之如何呢？
@ 蘇聯共產黨的領袖斯大林，今多被視為獨裁之暴君。然七十多年前，在德軍包圍下、炮火紛飛的莫斯科紅場十月革命閱兵式上，正是他以大無畏氣概發出反法西斯的最強音；當年在德軍鐵蹄下的西歐民眾，也是日夜呼喊着「斯大林格勒」而憧憬着未來。是故凡人凡事均應作一分為二的多面評析。
@ 對於純學者的評價也是一樣。中國內地在文革後，對於「二陳」( 陳垣、陳寅恪)出現一種傾向：貶前而褒後。筆者卻認為不公。1949
年中共建國時， 陳垣已屆古稀的風燭之年，其著作等身的學術成就已載入史冊，其在專制壓力下的違心言行實不足訓，然其《史諱舉例》在文革中仍被用作反專制的利器。陳寅恪相反，被抬為中國300
甚或500年來的學界一人？此論究係根據其殉國( 如王國維「殉清」之「殉民」) 或學術成就？一個學者成就的判定，又究係根據學識高下(
如何斷定) 或著作數量和質量？拙以為，厚積薄發或厚積厚發，還是以後者為優。至於海內外新儒家的貢獻及評價高低，也堪當留意。在海外堅持孔說和儒學，固然值得尊敬；然如梁漱溟老先生，敢於面對面頂撞毛氏澤東，更具非凡的道德勇氣。
@ 評介歷史人物，還有古代的立德、立功、立言三標準。立功者如唐太宗、毛澤東流；立言者像李白、蘇東坡一類。然在古人看來，均不如立德者為甚。所謂「立德」，古今有顏回、雷鋒等範例。前者無甚學說留下，卻被尊為「復聖」；後者無甚功勳，且因技術而殉難，卻以「為人民服務」而盛名長久不衰。至於是否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那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五、用詞的考慮
因為立場、觀點、方法有異，對歷史事件、現象所用的詞語，也常褒貶不一、千差萬別。
@ 對於歷代農民戰爭，1949 年後的中國內地或海外，褒貶之稱常相對立。如東漢末的黃巾軍，內地稱「黃巾起義」，台灣稱「黃巾暴亂」。香港常用「起事」或「暴動」，比較中性，如中共的1927
年8 月1 日「南昌起義」也常自稱為「南昌暴動」。
@1924 年，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制訂了國共合作的「三大政策」：其表述國民黨稱「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共產黨則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後來國共分裂，國民黨稱對方為「共匪」，共產黨則反稱對方為「蔣匪幫」。
@ 在1927-1937 年國共十年武裝對抗，或1946-1949 年全面內戰時期，國民黨把武裝進攻稱為圍剿或戡亂；共產黨則將兩詞圈引為「圍剿」、「戡亂」，或稱土地革命戰爭、解放戰爭(
或與北伐戰爭分別稱為第一、二、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1937 年7 月22 日，中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但國民黨報刊則稱〈共赴國難宣言〉。
@ 在1946-1949 年全面內戰時期，國民黨稱己方為國軍( 國民革命軍)，稱對方為匪軍或共軍；共產黨稱己方為解放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稱對方為蔣軍或蔣匪軍。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國民黨稱大陸「淪陷」，共產黨稱「解放」，香港則用「大陸政權易手」。此後，中共稱代表中國，海外則常用中共政權稱之。
@1949 年12 月， 國民黨遷台， 仍自稱中華民國。但中國內地乃至1997 年回歸後的香港，則將台灣民選的元首加上括號，作「總統」。
@ 建國後，中共長期自稱為「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海外則常用「偉、光、正」予以簡化；對於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則簡作「馬列毛思想」。
@1989 年的六四運動：民主派稱為「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1989 年民主運動」；中共始稱「反革命暴亂」，後稱「天安門清場」或「天安門風波」；香港教科書現多作「天安門事件」。
@1997 年香港的中英政權交接，常被簡稱為「香港回歸」或「香港回歸祖國」；但按中央政府的提法，應為「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此前，香港常用中港兩地、中台兩地或中港台三地等語；此後，則規定教科書須稱「中國內地與港澳台」、或「內地與港台」等。另有「(
台灣) 海峽兩岸」或「兩岸三地」、「兩岸四地」等俗稱。
六、史事的闡述
黨派利益和觀點，更常常導致史事闡述的偏向或誤差。
@ 對於1840 年爆發的中英鴉片戰爭( 香港或以1839 年為開始)，海外常謂為兩國貿易觀念不同所引致；至於香港島的割讓，過去香港常以1841
年英軍登陸為始，內地則繫於1842 年《南京條約》的簽訂。
@ 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海外常以消滅名教而非之，中國內地則以反孔批儒為進步作為。
@ 關於1900-1901 年的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之役，中國內地長期以義和團為愛國運動，海外則以為是盲目排外。至於美國將庚子賠款用於辦學，中國長期認為是虛偽行為，目的在於培養親美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但有些流亡海外者，則視若對中華文化「恩同再造」。
@ 日本在1931 年發動侵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當時中國下令不抵抗的是誰？有的說是蔣介石下令不抵抗，有的說是張學良下令不抵抗，有的說是蔣介石讓張學良下令東北軍不抵抗，香港有的教科書則作「國軍奉令不抵抗」。
@ 中共黨內，許多歷史公案均長期諱莫如深。其中1935 年1 月遵義會議的結果，即其犖犖大端者。一般均謂此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但具體任何職則不說。其實從黨內言，乃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就軍事說，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是下最後決定的負責者。會後不久，規定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隨後，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又稱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任團長。因此，說遵義會議開始了張聞天-
周恩來時代亦不為過，到了延安時期才發生新的變化。
@ 抗日戰爭中的國、共貢獻問題又是一大公案。在1949 年後內地的書籍中，到處可見中共八路軍、新四軍承受抵抗日軍主力的論述。但中共宣傳的平型關大捷才滅日軍一千人，彭德懷的百團大戰又被批評為消耗自己的實力，難道靠地雷戰、地道戰就可打敗敵寇主力？至於國民黨參加的台兒莊、淞滬、長沙會戰，哪次不是殲滅日軍數萬？後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抗戰勝利紀念大會上的講話》（2005
年09 月03 日）還算客觀：「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着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1945、1946 年，國共先後簽訂了《雙十協定》和《停戰協定》，後來為何會發生1946-1949
年全面內戰，究竟何方先開了第一槍？這恐怕真是無頭公案。在中國內地黨史、革命史或現代史著作中，都未提及何時爆發內戰，只說是在1946
年6 月下旬於中原地區兩處( 河南、山東？ ) 同時發生武裝衝突，全面內戰就此展開。回顧歷史上的楚漢戰爭，照說楚強、漢弱，應不會是漢軍在楚河、漢界劃分後先挑戰，但事實上項羽正引兵東歸以免錦衣夜行，戰爭終於難免。
@1950-1953 年朝鮮戰爭， 也有何方先開槍的問題。當時北朝鮮推出美國務卿杜勒斯視察三八線的照片作為美韓發動戰爭的憑據，後來知道並非當年所攝(
猶如文革初以陳毅照片換成陶鑄之首)。戰火點燃後，北部人民軍一下就攻下漢城、直抵釜山。20 紀80代初，筆者曾面晤北京大學東語系楊通方教授(1950
年正在漢城留學) 求證，他認為至少有目擊三例說明非南韓挑戰：戰爭爆發後南韓軍方要放假士兵報到、南韓盟友紛紛詢問發生何事、南韓官太太逃難無車。北朝鮮原擬效法中共，一舉統一半島，渠料美軍反在仁川登陸、拿下平壤，方有中國抗美援朝之舉，但蘇聯也與有力焉。據披露的檔案，蘇空軍死傷千人，其飛機擦換成中國軍隊標誌，志願軍空戰業績絕非單靠張積慧等所可奏效。
@1957-1958 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鬥爭，現時中共輿論仍認為是必要的、及時的。儘管文革後平反，認為55
萬多右派，除儲安平、章伯鈞、羅隆基、林希翎等90 餘名外均屬錯劃，為何因不足100 而犧牲55 萬，且至今仍不得翻案。看來並非為維護中共或毛澤東的威望，因為連十年文革都要毛背上主要責任了。據了解，鄧小平時任中共總書記、全國反右辦公室主任，反右罪責渠恐亦難逃。
@1958 年大躍進等三面紅旗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又是一個難解之謎。據海內外專家研究，並輔以官方披露的1959-1962
年間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三、四千萬人間。怪怪，一個八年抗戰才死千多萬人，而在和平時期的神州大地，竟餓殍哀鴻遍野。歷史研究於此，真屬欲號無聲、想哭無淚了。
@ 另一場十年浩劫：1966-1976 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疑點更多得不可勝數。首先是關鍵的起因，海外多沿歷史規律認為主要是權力之爭，毛澤東要奪回大躍進失敗後失去的權力。但擁護毛澤東的左派，包括其「孫」毛新宇將軍，則認為是為了反修防修。連對毛的評價，毛新宇博士都認為是八二開(
功績佔80%)。
@ 中國現代史事，常與人數糾纏不清。除大躍進外，文革死多少人，1989 年六四事件中又死了多少人。天安門清場期間有無死人，官方認為清場沒有死人是指六四凌晨某一時段的廣場周圍。然1989
年4-6 月整個運動間呢？連帶還有一系列秘密：六五清晨孤身擋坦克的王維林伊今何在？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抗命真相若何、其命運又如何？⋯⋯
@ 香港人素有「六四情結」。其實香港史也有些問題長期沒有較佳的結論。例如「六七暴動」， 從文革初期的影響說，
它屬於極「左」思潮的範疇，與北京紅衛兵衝擊駐英代辦處如出一轍；但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鬥爭又怎可否認？另如1997
年回歸前的中英爭拗，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如何評價？「車毀人亡」說未必應驗，被稱為「千古罪人」者後來竟被邀請到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作演說，真是數年人事一翻新。
@ 近現代戰爭導火線或事變起因， 中外均疑點多多。兩次鴉片戰爭乃至九一八、七七等事變的開戰藉口固不待言，希特勒的國會縱火案亦無須多說。就拿現代美國發動的多場戰爭，就呈現波譎雲詭之勢。據事後公佈的檔案，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的越炮艇襲擊美艦事，乃美國一手炮製。進入廿一世紀，伊拉克戰爭導因的真相更在世人面前歷歷於目，美國仗以出師的大殺傷力武器、與拉登恐怖基地組織相勾結等名堂，均屬子虛烏有的造假情報。
@ 還有一些歷史理論也和種族、民族或黨派立場有關。由陳連開提出、費孝通力倡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撇開學術動機不言，主體乃為中華民族大團結的政治需要服務。研究種族、民族、宗教、國家等等問題，必須堅持歷史發展的觀點，切不可以目前的疆域、國家現況出發去追溯自古以來已經如此，古代的國土已這麼大、民族已這麼多云云。否則俄、美等國都可說自古以來其疆域已如此廣闊，美利堅民族亦即美國人也是多元一體，而容易忽略白人、黑人的種族等差別。「中國」一詞原指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相當於中土、中州、中華、中夏或中原，後來逐漸成為近代的國家概念，包括今中國內地及港、澳、台。在中國96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多元化的各種民族，形成統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大國。上面說「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無甚新意，因「多元」或「多源」盡人皆知，不少學者早已論述過；而「一體」實即古人常講的「一統」或「大一統」，主要為國家概念。如以「一體」指中國大地的概念尚可，以之套用在「中華民族」上，則混淆了民族與國家、民族與疆域的不同學術概念。至於美國學者、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在1996 年出版的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所提及的「文明的衝突」論點，也是讚毀紛紜，茲不細說。
@ 還有一個歷史現象常懷心間，卻因資料不足未敢詳論：為何戰敗者反先發達？近代拿破侖戰敗了，但法國卻先戰勝者奧、普、俄發達起來，是否與法國人掠奪歐洲大量財富，並轉為私人原始積累的資本有關？德、日在二戰中戰敗，據說德人把掠來財富存於瑞士銀行，日人將大量黃金藏在南洋一些地方，故國家雖窮(
但不必賠款)，私人資本卻發達了。如拿國民黨遷台後的作為，似更易觀察，台灣在亞洲的騰飛，除國民黨戰敗的反思、推行贖買而土改，及以領導全國的經驗、人才來管治彈丸之地，資本的雄厚應是重要原故，當時國民黨曾將全國的黃金、美鈔分數批解往台省，澆灌在這一片熱帶的綠色土壤之上。如果上述推測有點可取之處，則無疑為下列悖論提供新的例證：「革命是對內的侵略，侵略是對外的革命。其本質均在改變所有權」；「軍刀或槍桿─永恆的致富奪權之無煙工業。盜娼─積資─富裕─文明─民主」；「大國搶─對外掠奪，小國丐─對外逢迎。大國盜─發動侵略，小國娼─發展旅遊」。
七、史料的採擇
隨着黨派、階級、民族、國家利益的轉移，有時不僅限於史事的評價，就連據以論史的資料採擇，也會出現南轅北轍的狀況。
@ 在涉及領土、領海爭端的外交鬥爭中，最可靠的手段自然是實力，以及用信史為基礎而推論的文獻記載。例如，最早記載南海諸島地貌「漲海」的著作，並非東漢楊孚的《異物志》，該佚名《異物志》殘文乃輯錄自東漢末年或吳時萬震的《南州異物志》詳文。另最早記及釣魚島的，並非成書於1593
左右的《順風相送》( 該書非完成於永樂年間，有四處「佛郎」字樣可斷其成書於十六世紀末期)，而是洪武年間移贈琉球的閩籍三十六姓船工的針路簿中(
琉球華裔程順則《指南廣義》有詳載)。
@ 太平天國史上一大疑案「忠王不忠」，繫於忠王李秀成《自述》真偽。他在被捕後於獄中所寫或有悔意或諛詞，有論者認為係被曾國藩所篡改，但戚本禹等在文革開始前後則言之鑿鑿，把李秀成釘為叛徒。
@ 所謂「列寧遺囑」也值得研究，為何他對斯大林印象不佳，而斯大林卻能當上總書記。至於列寧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人的評語，以及托、季、布和基洛夫等案真相又如何？曾稱斯大林為「生身父親」的赫魯曉夫，他在1956
年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中對斯大林的揭發，究竟可靠程度如何？
@ 希特勒的國會縱火案及國際共產領袖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的抗辯，也是轟動一時。但其真象，連同蘇德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的內幕，以及蘇軍攻佔波蘭領土，也都是史家應予繼續研究、判定的史事。
@ 毛澤東曾在延安論及抗戰時中共應取的策略。據台灣報刊引用1949 年前中共邊區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內中曾提出：一分抗日，二分對付國民黨，七分壯大自己的力量。但1949
後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有所修訂或輯錄。茲事體大，史家應作版本學考證，用真憑實據說明當年在延安的山溝裏，中共領袖是否作如是一說。
@ 繼陳獨秀的中共第二任領袖瞿秋白，後被國民黨逮捕並犧牲。他在身處囹圄時，曾寫下《多餘的話》。其中一要點，係說明自己素喜文藝、無心政治，因識俄文、翻譯列寧著作而被推上政治舞台，每存厭倦而身不由己。如果結合瞿氏生平、志向、性格而觀，此乃彼之真情流露；但卻不為毛澤東等所諒解，視之若失節叛變。
@ 在中共黨史上，「叛徒」檔案不勝其多。而最為昭彰者， 莫過於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一案。此外，如薄一波、安子文等「六十一叛徒集團案」，也是擾攘一時。猶記前些年安子文之子在港數落李柱銘乃父是國民黨云云，其實對此種文革流傳的唯成分論，只要如此回答即可：不錯，我父親是國民黨，但後來傾向中共；你父親是共產黨，卻曾被定為叛徒。問題還在於：被捕者經組織營救並同意簽悔過或自首書而出獄，算不算叛徒？
在海外也有類似問題：1989 年，香港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組織領導人在海關被扣，所帶巨額援款被沒收，並簽了悔過書謂不應與不正當組織來往云云，此種在武力強壓下的表態作不作數？據海外標準，不能算數；但內地卻視為立場是否堅定的標準。
@ 林彪是中共黨史另一個熱門人物。林彪的「四野」( 第四野戰軍) 和彭德懷的「一野」都是毛澤東秋收起義後發展的嫡系部隊，但最終都被毛自斷左膀右臂。林之赫赫戰功不容否定，但其在文革前後之阿諛逢迎和陰謀詭計卻萬難恭維。至於他是否想發動政變篡黨奪權，或者死得是否得值，倒是可由史家討論而不必拘泥於原有的結論。例如與他合稱為「林陳反黨集團」的陳伯達，就有點「冤枉」。至於批林批孔，林彪是否借孔子克己復禮搞復辟，看來也未必。不過，毛澤東在1971
年九一三事變後，拋出給江青的信來自我解脫則屬枉然，信中稱林彪為「我的朋友」，並非外於「同志們」的「朋友們」，而是高於一般同志的「親密戰友」。反正林彪由毛欽定的接班人(
明載於九大黨章)，變成篡黨奪權的陰謀家，已為毛澤東思想的「戰無不勝」提供了一個絕大的反證。
@ 在文革各個階段，均有江青等反周恩來的舉動，從反對「二月逆流總後台」、最大保皇派，到批林批孔「批周公」，均殺氣騰騰、不可或止。江青反周的總後台又是誰？人們常以韋昌輝背着洪秀全而殺害天王的「親密戰友」楊秀清，來比喻林、江之流乃背着毛澤東而反周，其實大謬不然。周、毛自長征前後就份屬冤家，毛借同鄉、親信劉少奇(
長征時才是福建省委書記) 在延安批倒周；劉在爬上第二位後開始不提毛的思想，故毛在文革之初用周來整劉，對周而言乃正中下懷、樂觀其成；劉倒後正要解決周等老幹部，孰料冒出林彪此不爭氣的叛逆小兒，只好再次用周來平衡黨內勢力；文革後期，毛重拾反周念頭，然周的威望已扶搖直上、今非昔比，並演成四五清明的天安門悲壯之劇。由此不難看出江青之流反周鬧劇此起彼伏之端倪。
@ 如上所述，也就不難理解張玉鳳論毛在周逝時的態度資料之反覆了。張本為毛自1958 年大躍進以來至文革中逝世時無微不至體貼關懷的秘書(
由生活到政治)，其口述本應可信，卻因不同政治需要或採訪對象有異而改變「事實」。據其所說，毛聽聞周逝去，感到悲痛；後來說是想飲酒；再後又恢復說是悲痛。也許中間一說，毛在劉、林、周先後離世，幾塊大石落地，真想飲一點酒，倒是合乎情理。又有誰知道呢？！
@ 更有進者，就連毛澤東給華國鋒的紙條「你辦事，我放心」，作為其合法繼承權依據的，竟也有另外的版本。據陳伯達後人著書，指出此條的全文是「你辦事，我放心。有問題，找江青」，言下說毛想以江青作中共中央主席，這與王、張、江、姚「四人幫」被捕後傳達的毛批指示又大相逕庭了，未知孰是！
@ 也並非只有中共文件才有矛盾之處。有些書號稱第一手資料，是否全都可靠也未必。如海內外流行的李醫生回憶錄，
其內容有些顯非其地位所可聽聞，另醫生的職業操守可否透露病人某些私隱亦可圈可點。依筆者看， 該書中至少有兩大事實失誤：(1)1949
年十一，他五點起身參加新中國成立慶典，其實第一次國慶時間在10 月1 日下午3 時；(2) 他說《五一六通知》在1966 年5 月16
日公佈，又錯，《通知》第一次公佈時間在1967 年的週年紀念日。雖說醫生不熟政治，那就不要摻和其中吧。另如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最後的貴族》)，寫來聲情並茂，唯有些長話或非小小年紀所能親聞，或用他人回憶增補。
@ 在外國，也有些圖書的真實性，值得探討。例如1990 年，英國學者大衛．塞爾本(David Selbourne)
看到一部手稿，說是中世紀猶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納(Jacob d’Ancona)由意大利來華，於1271 年到達光明之城( 或以為即泉州)，留下了紀遊之作。該書收藏者不肯公佈手稿，但卻允許塞爾本於1997
年發表英譯本The City of Light (Little, Brown and Co. 出版，中譯本《光明之城》於1999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出版後，讚毀不一，或以係早於《馬可波羅行紀》的中外交通鉅獻，或以是僞作。可能在原手稿公佈前，這場筆墨官司難有定論。另如明代鄭和艦隊是否到過美洲、澳洲等地，也是另一大疑案。事緣英國退休潛艇指揮官孟席斯(Gavin
Menzies) 於2002 年3 月發表演講，11 月又出版1421 ─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World
( 中文版《1421：中國發現世界》於2005 年5 月由京華出版社出版)，提出鄭和比哥倫布早72 年發現了美洲，甚至發現澳洲、南極洲，首次環航全球，並引起激烈爭論。凡此種種，均須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來對待。既可作大膽假設，但不應忘小心求證。應堅持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的優良傳統，使學術爭論繼續健康地開展，如此則中外歷史研究幸甚﹗
@ 至若影視屏幕上的歷代帝皇，太平公主、楊貴妃或者鄭和，中外著作或電影《叫父親太沉重》、《達文西的密碼》等，均屬小說家言，則不必細究。不過，若以傳記、回憶錄或歷史劇為標榜的，倘嚴重歪曲史實，也應認真對待。
記得胡適、胡風說過， 歷史多情， 歷史無情。中國人向被視為「歷史民族」，但在越重視歷史的國度，越易產生篡改歷史的現象，因為就算大奸大惡的梟雄也都妄圖藉此而名揚千古，至少不會遺臭萬年。一個名副其實的歷史學家之職責應該是，透過歷史的顯微鏡和望遠鏡，從浩如煙海的正史、別史、野史、稗史、私史中，肯定其真實的內容，剔除其虛假的成分，以改變「正史不正」的弊端。中國古代一些史官曾不顧自家性命，堅持直筆書史，如齊之太史、晉之董狐皆良史也！故文天祥《正氣歌》頌曰「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至於太史公司馬遷更是史家之泰山北斗！古代知起居注事者也堅持不虛美、不隱惡，所記人主不得閱，蓋「史官不記，天下人亦當記之」。因此，吾輩實當效法此精神，決不能讓歷史任人梳妝打扮乃至強奸竄改！
〔本文為筆者參加「近現代歷史科及其相關課題教科書國際學術研討會」而作，並於會上宣講。該會由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主辦，於2013
年6 月28—29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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