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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普通話是華人的共同語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舉辦普通話教育論壇，有兩位商界朋友應邀主持短講；摩根大通銀行亞太區人力資源發展總監吳克儉先生和中銀集團的王偉先生。吳先生告訴大家這樣的經驗：最近往星馬公幹，當地華人都喜歡用華語（普通話）跟他交談，認為這樣才夠親切，才容易建立起互信的關係。吳先生還說，一些從美加等地回來流香港的人材，或者因裁員而丟了飯碗的專業人士，部分由於普通話不靈光，沒法搭上中國入世的經濟快車而深自惋惜。王先生以他求職和服務內地的經驗，告訴我們普通話為他開創了事業，而且取得客戶的信賴，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我的一位同事的兒子剛從澳洲墨爾本大學休假回港，便急不及待要求母親為他找一個普通話老師。原來他到了澳洲後，遇上來自內地和台灣的同學，由於在中學時期沒有學好普通話，只能用英語跟人家交談，結果人家就把友誼之門關上了。這些例子說明了普通話不單是我們國家的標準語，而且是華人社區的共同語。掌握了普通話，能為我們建立社會地位，獲取經濟利益，發展互信關係，甚至贏取友誼。
二. 母語權利是美麗的誤會
「母語」是學自母親的語言，通常也是家庭語言，談到母語的好處，誰都可以舉出一大堆：舒服、自然、親切等等，所以難怪有人以為母語是基本人權，甚至堅持母語教育，而在香港這個廣州話社區，採用廣州話學習更是理所當然了。可惜香港目前所進行的所謂「母語教學」，只是一個誤會：我們講的是廣州話，讀和寫的是規範書面語，把廣州話入文，香港人自己也難以完全接受。這種言、文分離的現象投射在教育上，並不符合母語教學的要求。可以說，香港就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母語教學。為甚麼會這樣？原因是家庭語言、交際語言、工作語言、學術語言和教學語言往往不能合一，事實告訴我們，語言政策和教學語言政策因政治、經濟、文化和使用人口等因素而決定，不會因為個人的愛惡而轉移。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筆者應香港逸揮教育基金會邀請，往深圳參加該基金會主辦的深化教育改革研討會。當時赴會的還有受該基金會資助的陝西、寧夏、甘肅等省貧困地區的中小學校校長、教師。他們向我透露：在內地不會說普通話，便給人看成是「沒文化」「土裡土氣」的鄉下人。學校採用普通話教學，為的是讓學生掌握普通話，方便他們在城市找工作。一九六八年，美國加州曾推行雙語教育法令，容許新移民子弟同時採用英語及母語學習。結果不但浪費資源，而且學童脫離主流英語教育，更難融入社會及改善自己經濟狀況。後來該發令不得不取消。在當代各個華人社區，要是維護「母語教學」的權利，那麼上海人、福建人、江西人、湖南人、四川人學語文，大概應該用當地的土話。事實並非如此，環顧世界上經濟發達和科技先進的國家，莫不以國家和民族的共同語進行教育。我們今次賦予學子們用廣州話學習的權利，讓他們暫時舒服一下，將來他們便要花更大的力氣來解決語言問題。我們能有這些時間和資源嗎？我們要為下一代的發展權而負責嗎？
三. 雙重標準和不必要的憂慮
香港人講求實利，在語言學習也不例外。眾所周知英語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商業語言和學術語言，所以香港人不惜花費金錢和時間，努力學好英語，以改善自己的社經地位和提升個人的競爭力。儘管政府宣傳母語（廣州話）教學的好處，仍有不少學校想辦法擠身於「英文學校」的行列。英語作為教學語言，有利於營造語言學習的環境，全面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其設想與採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一樣。如果我們不擔心採用英語教學會削弱學生的中文能力，妨礙他們對中華文化的體認，我們卻擔心採用普通話教中文會影響方言文化，未免是雙重標準。
反對用普通話教中文的人認為普通話科與中文科教學是兩碼事，從來是河水不犯井水，儘管學生普通話出了問題，也跟中文科沒有關係。這種語（普通話）、文（現代漢語書面語）分家的現象，是香港中文教學的實況，也是長期維持方言教學的結果，可是並不適應目前社會的發展。我們試想想：語文教學的主要目標是甚麼？還不是幫助學生掌握聽、說、讀、寫標準語的能力？不能幫助學生完成標準語教育的語文教學，還算是有效的語文教學嗎？目前普通話獨立成科，在有限的資源和條件下，難以發揮它的作用。我們應整體看語文教育的規劃，為學生的長遠發展需要作合理的安排，讓中文教學實踐它應有的目標。
有人認為普通話教學，窒礙了學生的思維能力發展，削弱了學生的廣州話表達能力，甚至憂慮我們的廣州話文化從此一蹶不振。這些憂慮是不必要的。如果按照這個邏輯推理，目前採用廣州話學習的學生，思維能力發展應該比其他方言區用普通話學習的學生好。可是香港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及創意能力，一直為人詬病，不見得超越北京、上海、台灣這些地區。普通話和廣州話同屬漢語體系，彼此有共同的書面語基礎，只是在語音、口語語法和詞彙方面差異較大。不少目前正採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學校告訴我們：經過一兩個月，學生已經能夠聽明白老師的普通話講解，有些學生口頭跟不上來，只是反映他們的普通話口語表達能力尚待提升，但並不表示他們的思維不活躍。這種以偏概全的觀察，忽視了語言的聽、說、讀、寫不必同步發展的事實。
近年教育界出現了這樣一種說法：在普通話社區裡，也有能說一口普通話，讀、寫能力卻非常差勁的人，所以不見得用普通話教中文，能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用普通話教中文，確實不是提升學生中文能力的唯一有效方法，可是學生多聽、多說普通話，促進了標準口語能力的發展，同時增強了現代漢語語感，還不算是中文能力的提升？難道評估中文能力，只有讀、寫兩個指標，或者再附加一個廣州話能力指標就夠了？以個別學習者的語文素養而否定整體語言教學的成效，未免有失公允，正如我們不會因為使用英語的老祖宗英國，還有一些英語書面語水平很低的人，便斷言否定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價值。
從一九九七年開始，我們做過廣泛的問卷調查，教師、家長和學生不擔心採用普通話教學後，學生的廣州話能力倒退。事實上內地方言區採用普通話學習的學生，他們的創造力和思維能力，比起香港學生有過之而無不及。廣州、深圳、珠海、順德、南海等主要廣州話社區，儘管經過五十年的推普活動，廣州話在當地依然大行其道，成為主要的家庭語言和交際語言。中央政府從來沒有消滅方言的企圖，反觀今日的普通話，大量吸收方言的裡的詞彙和表達方法，呈現南北語言與文化交流的現象。雙語和雙方言是現化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堅持大香港和大廣州主義，無助我們實現長遠發展目標。
四. 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好處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的中、小學已逐步開展普通話科教學，九八年以來，普通話科更成為了核心課程。由於受到課時、師資、課程、教材、教學法、語言環境等因素影響，不少學生經過多年的學習，仍未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加上普遍學生的書面語能力未如理想，於是便有人提出重新整合普通話科和中文科教學，把標準口語教育回歸語文科，期望標準書面語教育同步完成，並藉此提升學生的中文水平。由九七到現在，我們做過幾次調查，也多次到課堂觀課，跟師生討論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問題。根據師生的回應，用普通話教中文帶來以下的好處：提高了聽說普通話的能力、增強標準書面語的表達能力，提升對現代漢語的語感、提高學習語體文的興趣等。尤其是越早開始用普通話教學，學生的普通話能力發展得越好。我們認為語文能力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智力、動機、語言習慣，學習模式等，所以我們並不認同用普通話教中文，可以大大提升本港學生的中文水平，徹底解決語文教育問題，然而在標準書面語和口語教育同步規劃下，起碼拉近了兩者的距離，讓學生的標準口語能力及早發展，避免重蹈成人學習語言的痛苦經歷。特別是現代日常生活的語文應用，聽說遠比讀寫普遍。聽說能力沒有及時發展，會對傳意溝通造成很大障礙。如果學生的普通話能力在小學及初中時期已經成熟發展，我們就可以縮短普通話課程，節省有用的時間和資源發展其他學科。目前社會和個人都浪費不少資源在學習普通話上，正反映學校的基礎語言教育，沒有完成應有的使命。不改變目前的語言教學格局，我們的下一代還是要再吃這種苦頭。教育工作者要為下一代的發展謀福祉，「當語言烈士」的代價是非常沉重的。
五. 用普通話教中文的研究和實踐成果
一九九八年，語文基金資助的「用普通話教授中文對中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的影響研究」，由筆者主持。該研究採用實驗組與控制組對照的方式，通過問卷調查及中文能力測試，對四所分別用廣州話（CMI）及用普通話（PMI）學習中文科的中一學生，進行為期三年的追蹤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PMI班）的學生，支持採用普通話學中文的數字逐年增加，控制組（CMI班）則逐年遞減，反映學生隨著普通話水平提升，增強了用普通話學習的信心。相反，隨著年紀漸長，習慣了廣州話教學的學生，便難以適應採用普通話教學了。所以越低年級採用普通話教學，學生越容易接受、成效也越大。另外分析兩組學生的中文能力表現，發現實驗組及控制組在句子改寫方面有顯著差異（P<0.5），作文方面有非常顯著的差異（P<.01），實驗組成績優於控制組。其他能力如閱讀理解、詞彙運用等方面雖無顯著差異，卻也沒有負面效應（何偉傑，2002）。研究結果顯示PMI班學生正在現代漢語書面語的語感方面有較佳表現，這是口語與書面語比較接近帶來的好處。
二零零零年，筆者另外主持一個「用普通話教中文試驗計劃」（優質教育基金贊助）。該計劃的目標是為實踐用普通話教中文科的學校提供師資培訓、教學資源、顧問服務等支援，為期二年，參加的小學有十七所，中學有十四所。二零零一及二零零二年，我們曾經在學校進行廣泛的問卷調查，對象包括校長、教師、家長、學生和畢業生，結果發現五類受訪人士普遍支持用普通話教中文，小學生的支持度更高於中學生。
在計劃進行期間，筆者聯同其他普通話專家、學者連續兩年到參加學校訪問觀課，二十六所受訪學校的老師，普遍認同用普通話教中文帶來的好處，他們表示繼續實踐。根據校訪及觀課報告，小學低年級學生用普通話學習，表現與用廣州話學習差異不大，師生互動普遍。越高年級，尤其是中學才開始用普通話學習的，教師主導課堂活動的情況較多，部分學生缺乏以普通話參與課堂討論的信心。這些現象，反映儘管學生經過小學階段的普通話學習，仍未能掌握基礎表達能力。如果要及早在小學階段學好普通話，採用普通話教中文便成為其中一種策略。
我們再從試驗學校之中，選取分別用普通話及廣州話教中文的班別，進行中文能力比較。接受測試的三所中學及兩所小學，他們的PMI班起點一致。經過兩年採用不同的教學語言學習中文後，在小學方面，發覺PMI班學生在詞彙句式、交際用語與CMI班相比，有顯著差異（P<.05）或非常顯著差異（P<.01），PMI班優於CMI班，另外其中一所學校的PMI班寫作能力，與CMI班相比，達非常顯著差異（P<.01），PMI班優於CMI班。中學方面，三所學校的PMI班與CMI班相比，在寫作方面達顯著差異（P<.05）或非常顯著差異（P<.01），PMI班優於CMI班，其他方面，個別學校的PMI班詞彙、句式、交際用語、句子改寫與CMI班相比，有顯著差異（P<.05）或非常顯著差異（P<.01），既印證了前面的實驗研究結果（何偉傑，2003）。這些結果，同時與老師對PMI班學習成效的觀察一致，掃除了部分人士對PMI的疑慮。
六. 用普通話教中文的適當時機
兒童具有很強的可塑性，能適應多語言的環境。筆者曾聯同一批普通話教育專家，到實踐用普通話教學的學校觀課，結果發現越低年級開始採用普通話教學，學生越容易適應，課堂教課和師生互動的模式，越接近廣州話課堂環境。最近我們做的一次問卷調查反映，小學生中學生更接受用普通話教中文。內地方言區的小朋友一進學校，就先學漢語拼音。掌握這個工具之後，以後的聽、說、讀、寫就順利開展了，他們進行多年的「注音識字，提前讀寫」實驗，已證明可以提早開放小朋友智慧促進語文能力發展。台灣和新加坡也有類似的經驗。香港要借鑒，例子多的是。
學習語言有所謂「關鍵期」，兒童階段正處於這個關鍵期。在關鍵期之後才學語文，並非不能成功，而是要加倍努力，而且不易達致高的語音水平。如果我們社會要培養全面掌握兩文三語的專才，便不得不把握關鍵期，有計劃地培訓人材。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是一種值得考慮和嘗試的策略。我們既需要研究成果、實踐經驗（包括本地和外地）去幫助我們作規劃，還需要邁出第一步的勇氣。
七. 實踐的要點
對本港大多數學校來說，用普通話教中文還是新生事物。達成語言教學的目標，我們需要把握以下幾個要點：
１． 及早開始推行
要在低年級及早開始用普通話教學，減輕學生對普通話的心理負擔。同時幫助他們增強用普通話表達的信心。
２． 減輕語音負擔
開口為先，正音其次。師生雙方要從低處開始，不要因為追求語音準確而窒礙了表達興趣。
３． 維繫學習興趣
要維繫學生學習語言的興趣，整體提升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不要把課堂教學的重點放在普通話正音之上。
４． 組織語言活動
要為學生組織語言活動，例如討論、研習、報告，增強他們用普通話表達的能力，使他們體會到普通話不單是一種交際語言，也是一種工作語言。
５． 創造語言環境
在學校創造使用普通話的語言環境，例如早會、報告、宣佈採用普通話，讓學生感到普通話是校園生活的語言。
６． 喚起使用動機
喚起學生使用普通話的動機，例如舉辦普通話營、普通話戲劇比賽、普通話才藝表演、學生交流活動等，讓學生感受普通話是日常生活的語言，同時促進了口語能力的發展。
７． 不同語言比例
為適應教師與學生的普通話水平，可以在廣州話和普通話之間採用不同的語言比例。例如採用全普通話授課和部分普通話授課；現代文學作品用普通話授課，古典文學作品用廣州話援課等，以方便師生過渡。
８． 發展自學能力
例如閱讀教學、聽說教學採用普通話，寫作教學採用廣州話等，可以因應不同範疇的教學需要，採用不同的教學語言。當師生適應後，採用全普通話授課。
９． 發展自學能力
例如幫助學生學好漢語拼音，把漢語併音作為輔助發音和正音工具，減少課堂上的正音活動。
１０．與普通話科結合
例如保留普通話科，找語音準確的普通話教師專司正音輔導工作，幫助學生糾正發音。相對而言，普通話科的角色可逐漸轉移，把說話能力訓練融入中文教學之中。
以上所舉，只是一些實施要點。學校可因應本身的環境和條件，決定教學語言的策略；教師也可以配合課程和自己的專長，適當地調節教學語言。假以時日，相信每所實踐學校都可以找到自己可行的模式。
八. 有計劃地培養師資
一九九九年中，筆者曾對中文科老師進行問卷調查。結果是中文科老師承認用普通話教中文帶來的好處，但礙於自己的普通話水平和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的訓練不足，難以實踐用普通話教學。教師是實施教學語言的重要因素。筆者認為要推行普通話教學，應首先從培訓師資入手，例如師資培訓基構提供合適的培訓課程，供在職的教師進修；教師（特別是語文教師）入職前，應具備相當的普通話水平，以配學校轉用普通話教學的需要。
目前教師的普通話水平尚待提升，要求教師採用普通話授課，教學語言模式可以多些，起點可以低些，同時充分利用其他教學設施以減輕教師的語言負擔。教師多用普通話，信心和能力自可提升。根據內地的實踐經驗，儘管教師的普通話帶方言色彩，只要有相應的語言環境和設施，學生仍然可以學到標準的普通話，還可從普通話教學中獲益。
九. 今天就開始策劃
教育發展不同於機器運轉，毋須等待所有零件齊全才起動。社會的需要也不可能因為教育失調而有所遞減。目前的局面是經歷十多年的語文學習，不少中學和大學畢業生，仍然要忽忽忙忙地學習普通話，本地的僱主，還要抽時間和資源，提升僱員的普通話水平。如果這種基礎的語言培訓，早在中、小學時期完成，筆者相信當前的香港人，會更有信心迎接中國入世的機遇。事實上已經有少數學校洞察學生未來的需要，他們大膽地嘗試用普通話教中文科和其他學科（包括中史和中國文學史）。他們期待得到教育當局的扶助、師資培訓機構的支援。
十. 扶助和支援
要全面實施教學語言政策，必須要各種因素互相配合，包括穩定的政策、合適的師資、相應的教材、培訓的經費、顧問的支援、家長的支持等。目前社會對普通話教育的需求日增，教育當局宜因勢利導，就學校教育和社會的長遠發展作規劃，及早研究各種相應政策和措施的配合，方便學校在個別學科及班級裡試行。對一些具備相當條件而又自願全面實踐的學校，當局應給予人力及經費的扶助，並提供視導服務，以促進其成功。同時，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宜制定長遠的教師培訓政策，以配合學校對普通話教育專才的需要。師資培訓機構也宜發展相應的培訓，為學校輸送合適的教師。至於出版商方面，只要市場有需要，他們自然會把握商機，提供適用的教材。當各種因素日趨成熟，而先導學校取得可喜的成果，各種實踐模式互相借鑒，屆時風氣已盛，教育當局雖未硬性規定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學校為了配合社會的需要及配合家長的訴求，也會普遍採用普通話作中文科或其他學科為教學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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