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去歲剛從內地來港定居，就兩次接觸中學會考放榜之日的種種傳媒報道，以今年八月十日會考生獲派成績單的社會反應而論，見報的評論形形色色：有以本港過去之成功，並非仰使政府無微不至的照料，而是靠港人自身的適應力和奮鬥心作例，勉勵升學失利的考生，發揮港人堅毅積極的特質，在逆境中勇闖前路。也有以殘疾考生和新移民子弟所發揮驚人毅力，終獲佳績的事例；寄語落第者切勿沮喪，務須臥薪嘗膽，淬勵心態，來年再試。復有以十四萬考生中，全部科目不及格的竟佔二萬三千之眾為例，認為這是教育制度失敗，要求檢視中學課程的設計和內容是否過份膨脹，以致大部分學生「消化不良」，更有以「一試定終生」，不知令多少年輕學生「抱憾」為由，認定會考制度是一種「害人不淺」的、「比中國古時的科舉制度更壞」的惡制，因而應該廢除。前三種評論性的反應容易理解，最後一種反應讀來則似與香港社會的重理性、講競爭精神不太合拍。 

在內地時，我也曾不止一次聽聞人們對每年一度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考試（簡稱「高考」）有種種的議論：有謂高考導致中學基礎教育畸變為只面向少數學生；也有謂高考重智商，輕教育，中學的素質教育將流於形式；至於說高考迫學生走應試教育之路，加重學生學習負擔，摧殘學生健康，則屬較為輕微的指責。

平心而論，內地高考競爭的激烈，遠非本港中五會考之所能望其項背。因為內地人們的觀念是只有上普通高校，才算真正接受高等學府的教育。而中國內地普通高校的規模、數量與布局，距世界公認的普及化標準尚遠，所以適齡青年進入普通高校的比例大致有4％左右（1970年的美國是56.1％，1980年的英國是19.1％，而1963年的日本是15.4％）。

是否因競爭激烈，多數人失去升學或升大的機會，便要捨完善考試制度之一途，而淡化競爭，甚至乾脆廢止考試制度呢？

其實，考試乃因社會出現強制性分工，尤其出現腦力體力分工之後，當必須從人群中選拔從事各種管理工作的腦力勞動者時，才應運而生的。科舉制在六七世紀之間的隋唐時被採用，很大程度上是下述兩情況使然，一是國家重建統一，急需人才；二是漢魏以來一直壟斷政權的貴族豪門地主，屢遭打擊而走向沒落，新崛起的中小地主迫切要求參政。科舉取士以考試成績為準，平民只須自願、毋須他人舉薦均可應考。這制度顯然比之前的選人必經由貴族豪門出身的「中正」官員薦舉、察舉，實則用人唯親，只講血統者要進一大步。想想這制度在古中國存在一千多年，十六世紀還西傳歐洲，為英國引進而首創文官考試制度。尊重歷史者，自當不會對它一概抹煞的。當然科舉制終因考試內容的陳腐和形式的僵化，在民國行將誕生的前夕、晚清推行新政時被廢也是事實。

明顯地，說考試是強制性社會分工的產物，有考試必有競爭，在教育普及化程度尚待提高之前，恐怕是人們必須面對，不能妄加否定的。然就舉行考試之因而言，有水平考試、選拔性考試之分。前者的試卷水平，不會因考生水平的高低而變化，通過這類考試驗證教學效果，是考生達到或超過水平的人數愈多愈好。後者的試卷水平，則將視考生總體水平之高低而相應有難度的升降，這類考試目的是要「拉開距離」，以利擇優汰劣。中五學生會考似應兩者兼顧。今年十四萬考生有二萬三千考生全部科目不及格，是否意味普教水平在下降？當局理當及時分析研究，找出癥結，對症下藥。中六學位不足，須通過會考派位，自然不免有優勝劣敗的競爭。在自由競爭環境中生活的港人，能承認競爭，卻又不願見到優勝劣敗的選拔事實，這只能說是心態問題，與會考是兩碼子的事。

公道地說，問卷式的考試，太著重智育，忽略德、體、群、美四育，是顯而易見的。至於影響學校為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對創新人材的培養，這也是不當低估的。但它畢竟不是無法克服的。以內地情況而論，國家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之後，高考被群眾視同國家舉辦的進入「白領俱樂部」的選拔賽，競爭亦隨之愈趨激烈，但當局不單從未中斷高考，還不斷改革高考的內容及形式。去年宣布高考科目實行「3+X」方案（「3」代表語文、數學、外語，為必考科目；「X」代表根據專業要求加入的選考科目）。今年又宣布明年加考文、理科綜合試科（北大和廣東試行），力求測試學生跨學科基礎知識的綜合運用能力，均屬可供借鑑的兩例。

喜聞今年一月教育統籌委員會已發出《教育制度檢討：教育目標》的諮詢文件，並計劃於一年內完成檢討，解決中五會考存在的問題，應是指日可待了。